行业洞察

　乡村振兴是一项系统工程，农商行要紧紧围绕中央及各级政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找准服务乡村振兴的战略方位和主要路径，争做乡村振兴的参与者、推动者、实践者，切实履行职责使命。通过持续强化普惠金融服务，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进一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延伸服务触点，完善服务体系，增强服务能力，将“金融活水”送达农村经济末梢，在建设美丽乡村和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上创新绩、立新功。

　　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党的二十大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做出了系统部署，明确要求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在202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全局大局，系统阐释了建设农业强国、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三农”工作的目标任务、战略重点和主攻方向。这是做好新时期新征程“三农”金融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财政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指导意见》，要求加强农业强国金融供给，提升农业基础金融服务水平，切实提高建设农业强国金融服务质效。作为农村金融主力军，农商行必须积极应对新形势新要求，大力传承“挎包精神”，有效提升服务“三农”适配性，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更好地实现城乡金融服务均等化，为加快推进乡村振兴发展提供强大金融“驱动力”。

　　“新三农”问题制约乡村发展

　　随着农村经济加快发展、农业现代化加速推进，“三农”的资金需求有了新变化，对农村金融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与此同时，城镇化使得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城市，农村常住人口逐步减少，“新三农”问题日益凸显，逐渐成为制约乡村发展的瓶颈。

　　（一）农村空心化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33元，首次迈上2万元新台阶，实际增长4.2%。虽然农民收入相较以往有了较大幅度增长，但城乡收入倍差仍然达到2.45倍，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导致农民特别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愿意扎根农村，大量人口流向城市，尤其是各方面资源禀赋相对集中的大中型城市。

　　截至2022年年末，全国农村户籍人口约5.1亿人，农民工总数近3亿人，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超过65％，城镇化进入“下半场”。随着农村人口非农业化转移、空间分布变迁，逐步导致位于城市边缘地带的村庄人口被附近城镇所吸纳，形成近郊村庄“空心化”；远离城市的偏僻农村因人口大量流出，产生远郊村庄“空心化”；在政府规划主导下的村落整并，在短期内衔接不畅形成“空心化”。

　　（二）农业边缘化

　　根据国家统计局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农业增加值年均增长速度维持在4%左右，明显落后于第二、三产业的增长速度。相较于工业和服务业而言，农业在市场经济发展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蛛网效应”“谷贱伤农”等现象屡见不鲜，个体农民应对市场信息变化能力非常薄弱，“增产不增收”现象较为突出，导致不少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粗放经营，甚至直接“抛荒”土地。

　　同时，农村土地的碎片化，引发土地流转经营存在“高成本”、涉农企业个体较小、农业科技含量低等诸多问题，影响农业规模经营“红利”，导致主要农产品生产成本高、利润薄，属于典型的“小生产”面对“大市场”，需要通过政策性“收储”保障生产积极性。

　　（三）农民老龄化

　　当前，我国已经全面进入快速老龄化发展阶段，农村青壮年前往城镇地区的现代产业部门就业。妇女、儿童、老人成为农村留守的主要人口构成，留守老人成为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力量。根据《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01-2021）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表现出程度高、速度快的特征。目前，全国乡村60岁、65岁及以上老人的占比分别为23.81%、17.72%，比城镇分别高出7.99个、6.61个百分点。

　　农村人口的老龄化不仅意味着农村老年人口的比重和规模不断增大，同时，也意味着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中高年龄组劳动力人口比重和规模的不断上升。农村老龄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农业生产方式比较固化，不容易接受新知识和新技术，不利于农业产业结构升级，“老年农业”问题也成为未来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中的一大隐忧。

　　农村市场金融服务面临的困局

　　当前，经济金融形势严峻复杂，普惠金融领域竞争愈加激烈，智能科技驱动下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层出不穷。面对这些挑战和考验，农商行必须结合自身实际，认真分析不足、补齐弱项、扬长避短，更全面、更扎实地提升金融支农服务适配性，更好助力乡村振兴。

　　（一）信息获取不对称

　　一方面，农民对银行信息不了解。农村地广人稀，大多数农村留守人员文化水平较低、接受新事物能力不强，对金融领域认识模糊，参与度不高，很少主动了解银行支农政策、金融产品等相关信息。

　　另一方面，银行对农民信息掌握不充分。对数据库内存在大量的客户信息缺乏有效分析，未能按频率及时进行更新，不能准确掌握客户的生产经营状况和需求偏好，不能有针对性地实施差异化服务。

　　（二）服务对接不充分

　　一是农村常住人口不断减少，特别是农村青壮年减少，多数人员只在春节等重要节日短期集中返乡，加之农业生产经营的周期性，容易导致在业务“淡季”形成季节性客户断档；二是经济下行影响支农资金需求，农商行服务的部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收缩规模、降低产品库存，甚至退出副业等方式缩减生产，控制经营成本，一定程度上资金需求减少；三是农村市场竞争加剧，大中型银行在政策主导下，加快“下乡”步伐，凭借资金、规模、科技、利率等优势，挖走和“掐尖”农村地区优质客户，农商行在对接服务不充分的情况下，极易造成客户流失。

　　另外，“线上”竞争加剧，农商行传统“点多面广”的优势受“互联网+金融”冲击明显，加之技术财力、专业能力、数据分析治理和提炼使用等能力限制等，缺少有竞争力、有知名度、体验好的线上产品，对农村年轻客户吸引力不足。

　　（三）信贷产品不匹配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农民生活已经逐步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农业生产由单一的农业生产向种养一体化、产销一条龙产业化发展，农民资金需求已经由满足传统的生产生活所需向规模化生产需求转变，对涉农资金的额度、期限、利率、贷款方式、还款模式等方面都有明确需求。

　　农商行在农村地区主要以农村安居贷、亲情农贷、农担贷、农e贷和小康贷等产品为主，难以全面契合农业生产结构调整过程中的新特征，也未能充分满足“三农”快速发展过程中多层次、多样化融资需求。

　　（四）渠道搭建不完善

　　近年来，农商行不断加强金融服务渠道建设，致力于构建物理网点、自助银行、便民终端、扫码支付、手机银行等相互融合、相互补充的渠道体系。虽取得一定成效，但整体运行效率不高。

　　服务设施布局的密度、适用度不能针对不同区域的经济水平和客户需求做出相应调整，金融资源配置缺少针对性；对已布设的自助银行、助农取款点及金融服务站疏于跟踪管理，未能充分发挥效能；服务渠道宣传不够，农民群众知晓度不高，自助设施方便快捷以及实现综合性服务的功能难以“施展拳脚”。

　　提升服务乡村振兴适配性的路径选择

　　乡村振兴是一项系统工程，农商行要紧紧围绕中央及各级政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找准服务乡村振兴的战略方位和主要路径，争做乡村振兴的参与者、推动者、实践者，切实履行职责使命。通过持续强化普惠金融服务，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进一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延伸服务触点，完善服务体系，增强服务能力，将“金融活水”送达农村经济末梢，在建设美丽乡村和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上创新绩、立新功。

　　（一）落实“四项机制”，获取信息精准化

　　一是“多维度”信息汇总机制。发扬“挎包精神”，抓好精准识别、精准沟通、精准反馈、精准回访，从村职干部、周边群众等多个维度收集同一农户信息，增强信息采集和对农户综合评价的真实性、可靠性，真正做到“知农方能支农”。二是“多方”宣传普及机制。在做好农商行自身服务营销宣传的同时，建立健全与乡镇党委政府、村委会、居委会、社会团体等乡村职能单位的沟通连接机制，发动乡镇、村组、社区干部帮助宣传农商行，提升农户对农商行支农政策、惠农产品等方面的认知度。三是“双向”信息反馈机制。坚持评级授信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将农户信用等级评定依据、评定方式、评定结果及授信额度范围反馈给农户，在一定范围内公示。同时，建立农户评级授信复评机制，充分听取农户诉求，并进行核实，给予农户公正、满意、专业的评价。四是“单项”客户回访机制。定期或不定期开展客户回访工作，调查农户对农商行产品的满意度，收集产品优化创新的意见建议。同时，采集更新农户信息，实时了解农户现实及潜在需求。

　　（二）开展“四大合作”，推进服务多样化

　　一是银政融合。积极协调地方党委政府向农商行倾斜涉农资金及项目，促使农村资金按照属地管理原则，以适当的形势流回农村金融市场；通过金融挂职、村银共建、融入基层治理等方式，有针对性地双向联动，实现金融资源、金融人才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机结合；争取政府支持农商行处置化解风险，清收盘活涉农不良贷款，建设良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二是银税融合。进一步深化与税务部门的合作关系，在优化完善纳税信用贷产品的同时，争取税收政策支持，降低涉农业务税收比例，减轻赋税压力，增强支农资金实力。三是银保融合。积极推动农村信贷服务与保险业务有机融合，创新“信贷+保险”等业务产品，通过保险公司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发挥经济补偿功能，有效分散、降低、转移农业潜在风险。四是银企融合。充分发挥根植于农、发展于农、服务于农的“草根银行”优势，深入推进与新型农业主体“抱团发展”，围着客户转、跟着客户走，支持地方特色企业发展壮大，助力企业增效，农民增收，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纵深发展。

　　（三）抓好“四类定制”，实现产品差异化

　　一是期限定制。从当地经济结构着手，紧跟政府产业政策，结合农户种养加工、传统农业改造、新型农业产业、绿色环保产业、特色旅游业等有重大影响和示范引导作用行业的性质、资产转变周期等特点，“量身定制”贷款期限，创新“生产周期型”“临时周转型”贷款产品，确保贷款周期与生产周期相互匹配。二是额度定制。综合涉农企业产品市场需求量、销量、资金回流率、循环周期等因素估算企业现金流及还款能力，按比例测算贷款额度，定制逐年“递减型”或“递增型”贷款产品，最大限度满足生产资金需求。三是利率定制。针对市场前景广阔、发展潜力较大的新型农业客户群体，考虑客户群体综合贡献，核算符合其发展规划的贷款利率，定制“低息型”贷款产品，降低农业主体融资成本。四是担保定制。探索存货抵押、订单质押、应收账款质押等多种适合涉农中小企业特点的抵（质）押担保方式，不断深化农担公司合作，解决涉农客户群体担保能力不足难题。

　　（四）构筑“四种模式”，渠道建设精细化

　　一是物理网点“功能化”。打造交易结算、零售服务、综合营销等符合地方经济发展特色的“一行一特色”示范支行网点，增强网点功能与地方“三农”经济发展适配度，提升“差异化”服务质效。二是业务流程“简洁化”。以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三农”客户群体为中心，按照客户需求和为客户提供最方便、最优质服务的思路设计各项业务流程，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化繁为简、化难为易，快速响应和满足“三农”发展中不断变化的金融需求。三是机具站点“精准化”。按照渠道创新、合理布局、服务延伸、功能互补、资源倾斜原则，针对性地布放各类自助机具和站点，实现“点对点”“面对面”的优质高效金融服务。四是渠道功能“全面化”。充分考虑产品开发与自助渠道的对称性、通用性，渠道服务于产品，产品依赖于渠道，实现自助渠道功能由“单一”向“全能”转化，提升渠道使用率和金融服务满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