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贤新闻

台州耀达国际酒店

从临海第一家外资生产企业，到台州第一家合资的工业企业，再到台州第一家大型商场和五星级酒店……詹耀良的人生履历里，创造了诸多的“第一”。

自1979年踏入内地那刻开始，至今，他已经为香港和内地经济文化往来奔波奉献了近半个世纪。他是商海的弄潮人，是慷慨的慈善家，更是改革开放这一伟大进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1950年，4岁的詹耀良随父母迁居香港，饱受战火摧残的香港此时正满目疮痍、百废待兴。

詹耀良的父亲詹志山，早年在上海时做手套生意。初来乍到，一家人几无立身之地，詹志山不得不做起老本行，办起手套厂。由于销路不畅、竞争激烈，几年惨淡经营后，1958年，手套厂破产，原本清贫的家庭愈发陷入困顿。

詹家兄妹一共12人，詹耀良排行老三。看到家里困难，他白天读书，放学后，就用自行车载着自家手套，挨家挨户推销，如果有店铺买上十几、二十双的，就是笔大生意。但更多的时候是费上一大堆口舌，却没卖出去一双，碰到冷眼更是家常便饭。

到了晚上，他就跟着家人在昏暗的灯光下做手套，裁剪、缝纫、整烫，针织的、皮革的、塑胶的……一副副手套经他稚嫩的双手后，竟然也有模有样。

总结那段时光，詹耀良说，非但没有消磨他的意志，反而培养了他坚毅的品质和不服输的性格。

高中肄业后，詹耀良开始追随父亲经商。他想把事业做大，就和大哥荣良携手创业，租了个40平方米的房子当车间，招来十几个工人，手套厂就这样开工了。

开业第一年，兄弟俩经验不足，只要是订单就统统拿下来。结果，单子多到来不及做，最后被罚违约金，亏了老本不说，还欠下累累债务。

1960年代末，香港结束社会动荡后，港英政府“痛定思痛”推行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狮子山下，随处可见星罗棋布的厂房和挑灯夜战的工人。

1968年，詹氏兄弟重启炉灶，办起一家有一定规模的手套厂。一次，一个荷兰客户看到他们的样品后，连连称赞，就拿了小额的订单给了他。

第二年，大量订单飞到詹耀良手中，一年内，他便还清了债务，生意就这样走上了上坡路，手套远销美国、英国、荷兰、新加坡等地，到1970年，更是一度供不应求。

随着经济腾飞，香港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此时詹耀良的手套厂也成为全港龙头厂家，工人最多时达2000多人，并在孟加拉、菲律宾等地投资设厂，他被人称“手套大王”，在业界赢得了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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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一场春天的故事拉开帷幕，封闭许久的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再次向世界敞开怀抱。

由于生产要素短缺，改革开放初期，内地亟需引入大量外资。虽然市场放开了，但因为投资环境差、政策不完善、前景不明朗，很多人持观望态度，对是否来内地投资犹豫不决。

百废待兴之际，香港同胞敢为天下先。1979年，美心集团在北京签下内地首家中外合资企业，拉开了内地引进外资的序幕。

在香港，刚过而立之年的詹耀良也坐不住了。

当时香港各行各业都发展很快，员工人手严重不足，经营成本居高不下，詹耀良早就萌发了去内地寻找发展机会的念头。

1979年，在港宁波籍的朋友邀请他一道去广州参加宁波市招商活动，詹耀良从香港坐飞机到了广州，再次踏上已经阔别近30多年的土地。

在与宁波外贸局接触后，原本只想过来看看的他，仅花了一天工夫，就定下要来宁波生产。

受政策限制，那时来内地投资主要从事“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来料加工是其中的重要形式之一。很快，一批原料、辅料就发过来，由宁波方面代加工5000打手套。

1980年，詹耀良正式到宁波投资手套厂，这也是他第一次回到浙江。

当时在宁波搞来料加工的，一共才两人，其中一个就是詹耀良。詹耀良不仅是宁波第一个从事手套加工的港商，在全省也是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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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宁波了，离台州就近了。

1980年，临海统战部、侨办的领导来宁波找到詹耀良，邀请他回乡看看。

故乡，对他来说熟悉而又陌生。因为常听父辈提起，却始终未能谋面。

“当时，我真切感受到当地政府对于改变落后面貌的迫切心情。作为在外多年的游子，我觉得此时正是回报家乡的时候。”

次年下半年，詹耀良一人从香港坐飞机到杭州，再转车到临海。

从杭州到临海要翻过两座大山，那天，一路雨雪纷飞，汽车在山路上不断盘旋，足足开了11个小时才到。虽是大冬天，詹耀良还是吓出了一身冷汗。

尽管有了心理准备，但那时的临海，有的只是狭窄的街道、低矮的楼房，连家像样的厂房都没有，家乡的落后凋敝深深震撼到詹耀良。

但同时，他也敏锐地感觉到，这里有做事创业的空间。

詹耀良决定先投30多万元港币，创立临海市精美手套厂做来料加工。这家厂成为临海第一家外资生产企业。

当时办厂非常艰难。不仅交通不便，通讯和物资也极度匮乏，生产手套的所有工具，包括针线，甚至一张贴纸都要从香港运过来，而且内地通讯还依靠打电报，虽然当地政府为手套厂接了一条长途专线，但打电话到香港依然很难，“说话需要很大声对方才听得到，外人看来，好像在吵架一样。”

香港的同事和朋友都觉得很难理解，这样的情况下，他怎么还会去内地投资？

好在内地人力充足，生产成本低，在詹耀良的精心打理下，手套厂生意蒸蒸日上，成为当地明星企业。很多人都愿意进来工作，就连县领导也经常带客人前来参观。

1986年，一个在临海创业的企业家托人找到詹耀良，希望他能出钱投资他的乡镇企业。

这个企业家大学化工专业毕业，湖南籍，1976年，他来到临海创办了尤溪有机玻璃厂。在他的经营下，有机玻璃厂办得有声有色，因为要扩大投资，他想到詹耀良。

两人一见如故，很快就一起创立了台州第一家合资的工业企业——临海有机玻璃厂，主营纽扣业务。由于当时国内企业产品出口比较困难，詹耀良就利用香港自由贸易港的便利，帮助企业把台州的小纽扣卖到国际大市场。

这家企业就是伟星集团的前身，这个人叫明丕白，也称为“伟星之父”，他也成为詹耀良的至交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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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两地往来越发频繁。詹耀良在内地的事业蒸蒸日上，投资版图也一年比一年大。

1992年春天，总设计师在深圳画了一个圈，往日的边陲小渔村成为举世瞩目的热土。

第二年，临海市首次把招商引资会议开到深圳。招商团的领导和詹耀良见面，询问他有没有意向再投资家乡，并告诉他临海市政府想另找地址新建大楼，要把原先的政府所在地卖掉。

听到消息，詹耀良十分心动。他早就想在家乡干件轰轰烈烈的大事，而买下土地就可以加大在家乡投资的力度。

当天下午，他就和临海市政府签了协议，以每亩100万元的价格购得临海老市政府所在地23亩（合15000多平方米）土地的使用权，并负责建设新的临海市府大楼。

当时，临海房价也不过几百元一平方米。正值香港回归前夕，不少人对中央政策心存顾虑，对詹耀良豪掷千万的这个举动更表示不解，纷纷提醒他，内地投资要谨慎。

“我不是没有担心过，但最终还是战胜了顾虑。”詹耀良说，投资家乡，就算有风险也值得，“更何况，我对内地发展有信心。”

跟年少时做手套生意一样，詹耀良性子中有一股倔劲，认定了，就要做，别人越不看好，就越要把它做好。

“詹耀良詹陈桂连伉俪教育基金”捐赠仪式

“外面好的大学，有的是人出钱出力，但台州学院，我们台州人不支持还有谁支持呢？”詹耀良更希望，在他的带动下，能有更多的社会有识之士伸出大爱之手，贡献力量。

除了出资，他还为台州学院升格奔走呼告。

半年后，就台州学院申硕事宜，詹耀良给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写了一封信，“台州是我的家乡，我对家乡情深似海，回报桑梓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我被学校谋求跨越的强烈愿望所感动，愿为学校发展尽绵薄之力……”

寸寸丹心，炽热感情溢于纸上。

信件得到了省委书记的批示，省教育厅也专程回信表示感谢。

一年后，台州学院申报的机械、材料与化工、资源与环境3个专业硕士学位正式获批，这与詹耀良信中所提相符。台州申硕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

台州人的城市大学梦，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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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籍台州，长期生活在香港，詹耀良对两地都饱含深情，并一直致力于扩大台州和浙江在香港的知名度。

1993年，詹耀良将在香港的台州乡友凝聚起来，成立了香港台州同乡会。成立之初，主要是联谊，人数不多，大约五六十人。同乡会在香港举行“香港·台州周”，并为台州在香港的招商引资以及台州各县市成立香港同乡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98年，詹耀良作为主要创办人之一，加入到香港浙江省同乡会联合会（浙联会），长期担任副会长、常务副会长，并于2015年至2019年期间，任浙联会会长。

通过浙联会，詹耀良广泛参与促进内地与香港交流。那段时间，也是他往来两地最频繁的时候，一个月来回三四次是家常便饭，因为一年里飞行次数太多，航空公司给他升级了VIP白金卡。

詹耀良认为，社团不能只限于联谊，更要积极支持香港政府依法施政，为“爱国爱港”力量发声。